我们为啥与北京人互相瞧不上  ——与北京土著遭遇的必备手册

我们为啥与北京人互相瞧不上  ——与北京土著遭遇的必备手册
关于老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矛盾问题很多人都谈过，很多外地人说北京人因为自己是首都市民就狂，北京人坏。北京土著说外地人下作，自卑情绪作怪。其实作为一个自小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我知道北京胡同老百姓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和我们所谓外地人的差异在于习俗。
关于京味文化中痞子、油子等负面内容很多人都曾经分析过，他们的理解可能是“离皇权过近，人格上被压抑，需要找方法宣泄。”或者是“文化素质比较差，需要补习科学文化知识。”
作为一个十岁从山东到北京生活二十年的人，我对这个城市人群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特质有着十分真切的了解。我真切地感触京味文化中有许多非汉文化的内容、非儒家文化的内容、非文明社会的内容。我们的学者在福建发现了唐朝的音乐，被活态保存的音乐，其实我在北京也发现了些东西，那就是满族人或者说女真人他们原始的行为规范及核心价值。关于这些内容，我在大多数的文献和参考资料中都没有发现过，也许我给您提供的都是一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我不是在评价北京原住民“好”与“坏”，因为“好”和“坏”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概念，我更多地是想讲这里的一种“典型人格特征”，这种特征带有旗人的特点。
北京原住民文化的旗人化的成因：满清的时候，满族皇帝实行满汉分居政策，禁止汉人长住内城，北京城里住的都是满人。而且乾隆为维持京城满人的彪悍性格曾设法阻止满人过分汉化。建国以后，我们有严格的户口政策，进北京非常难，逐步进来的汉人都被城里的满人文化满族化了。也就是在北京这一地域中，文化早已打破的民族的疆界，成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事情。很多所谓的旗人后裔乃至旗人贵族后裔是十分文明的，他们对汉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比汉人还要深刻，在与落后的渔猎文化抗争中他们走在最前面，他们把汉文化“仁”的信念传播进自己的族群当中；相反，许多解放前后迁入北京的汉人后裔，因为自身特质更愿意接受这种渔猎文化的内容，在行为方式中体现出诸多渔猎民族文化的特点。而且他们还总是在表白自己不是老北京人，不是满人，好像老北京人乃至满人就必然是坏的，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并非民族，而是可能因为渔猎民族迁徙而引起的，但现在并不以民族为分隔的文化问题。这种文化现象并不以某个人身份证的民族标注及户口籍贯标注为根本，它体现出很大的模糊性和变化性。
在北京这个城市环境中，最野蛮的、性格最接近渔猎民族的人，他也有汉化的成分；同样最文明、学历很高的人也带有些许渔猎民族的特点。
因为渔猎民族的传统是忽视系统知识的学习，也缺乏积累财富的经验，所以大部分带有其特点的北京人并不能通过上学、高考、做官以及经商致富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处境。现在还集中在北京的下层，也就是普通市民阶层，形成了独到的“胡同文化”。
中央机关内外地人居多，这样在中央机关的大院内依然保持着汉文化的特点，也就形成了“大院文化”。
北京的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的差异长期被理解成官民文化的差异，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
比如王朔被理解成大院文化的代表。王朔虽然住在大院内，但他的家族是渊自北京的胡同，他本人是地道的满人，他的性格和习俗中保持了大量北京旗人的特质。中国人往往认为官员子弟有嚣张的特质，就理所当然地把王朔按给了大院文化，可以说这是“经验主义的错误”。
其实，关于老北京文化与旗人文化的继承关系，很多老北京的学者乃至满族学者也在他们的论文中讲过，比如老北京话与满族话的关系，必须婚丧嫁娶习俗上的联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以下，我对北京原著民文化（也就是胡同文化）的描述带有我个人的情感，或者是我以我自身的文化（汉文化）为背景对其进行的批评，这肯定不符合人类学所谓客观记述的标准。我虽然了解这里的所谓“地方性知识”，但我不认同这种“知识”。
     我是十岁的时候从山东的一个小县城来到北京的，我的父母都是第一代的北京移民。我有与北京原住民长时间相处的经历，也有与他们以外的人群的长期相处经历，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明显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包括了人的谈吐气质，也包括人的价值标准、思想方法以及待人接物的礼俗。
   西方的人类学家将文化比喻成一张网，每个人按照文化赋予意义将自己挂在网上。我感受到京味人群对我们文化之网的强烈不认同。
  第一点、与汉文化所强调的“和”与“互利”相反，京味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通过斗争去自然淘汰这个文化中的不适应者。用汉文化的标准来说我的京味同学大多是狂妄和强横的，他们对那些不狂妄和强横的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蔑视态度。那些躲避斗争和不会斗争的人会成为他们所厌弃的对象，而遭到群体的打击。他们经常把他们的这种情绪解说为“怒其不争”。
北京原住民非常强调“北京爷们”这一概念，强调男性的攻击性特征，他们用这种“北京爷们”的审美标准代替了我们文化中的是非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北京爷们”审美规范的人，大家都推崇；不符合“北京爷们”这种审美规范的人，大家就群起贬低。他们评价人的时候，一般不会说这人品格上好坏，而是十分强调“性格好、不好”，那些性格狂暴的、具有“北京爷们”特征的人往往被描述成性格好的，反之，不符合这一审美的就是性格不好的。京味文化中的女性与这一文化是非常配套的，她们特别强调所谓“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也就是说不属于“北京爷们”这一范畴的人经常还要背负女人们的憎恶和鄙视。北京的学校里似乎存在着一批贵族，这些贵族不一定有钱或者有地位，他们的身材往往比较高大，体格健壮，同时符合大家关于“性格好”的认同。他们可以在班级随便嘲笑、辱骂别的同学，甚至当面讥笑老师，但这种反常的表现是被所有的“群众”所容忍的，很多女孩子相当地喜欢这批人，认为他们（爷们），这批人活得格外潇洒。但是与之相对应的，那些京味气质比较弱的人、拘谨的人往往是在班级里被压迫的对象。而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被广大“群众”甚至学校的老师们所“包容”的，在他们看来，那些“贵族”似乎一直就存在在那里，外来者只有适应了他们，才是“适应了社会”。他们和“贵族们”一起唾弃“被压迫者”。
在以上的环境中，从我的经验来讲，我看到这种文化中产生出两类人，一类人极度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类人的狂妄所凭持的不是金钱、地位或者某种社会名望，而仅仅是他们在京味文化中被判定作“性格好”，是“北京爷们”；而另一类人又表现出极度焦虑的性格特征，在我观察这一类人多是移民的后代，行为气质中汉人的特点比较明显。他们感觉压抑的原因仅是在此地文化中被评价为“性格不好”。这一类人因为容易感到焦虑而遭到京味群体的贬压，而变得更加焦虑。我认为京味文化似乎要不断地将它内部容易焦虑的人“淘汰”出来。
第二点、我感觉京味文化群体在努力地削平社会分层带给人的差异，也就说文明社会中，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各种成就、被社会的认可，京味文化群体却努力的消弱这种认可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类社会成就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努力去张显一种与世无争、绝不趋炎附势的平民姿态，他们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看得起或看不起这个人。”无论他人的身份。而他们这个“看得起、看不起”的标准又回到了“是不是个北京爷们”的审美上。
我感到他们的“像不像个北京爷们、是不是个傻逼、性格好不好。”这一套价值标准在他们内部代替了我们的道德是非标准和人的价值评判标准。
从我获得的信息中，这批人在部委机关里也是格外的狂妄的，虽然这批人在机关里的地位并不高。类似卫生部的司机打处长、人社部的司机骂司长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机关干部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往往是这些司机素质差，没有上过多少学。据我了解，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北京原住民依然会表现出很多对所谓北京下层社会的认同情绪，他们用更加文明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同乡的价值，比如：“更男子汉、对社会压迫表现出更多革命性、平等观念比较强、平实、豪爽”等。
北京原住民还有种奇特的思想方法，他们有一套很奇特的心理调节术，就是他们夸大了耻笑的作用。他们耻笑教授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知识已经压过了教授。他们耻笑政治家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政治水平已经盖过了政治家。在他们看来，人的知识、能力、水平、地位并不是通过社会来认可的，而是可以通过一种耻笑别人的方式来轻易地抬高自己。
所以北京原住民特别强调所谓“摆谱”、“面儿”，非常重视自己会不会遭遇耻笑，因为被耻笑的人可能会被公认为“傻”，遭到群体的孤立。同时他们并不追求被社会认可的那个地位。
北京原住民还有许多类似的心理调节术。外地人总是说北京人狂，有首都市民的优越感，在我看来他们并非“狂”这么简单。我经常听见北京人热烈地讨论别人的不幸和窘迫困境，他们讨论这些并非是想同情别人，而是在谈论中寻找自己的一种心理优势感。
初中时，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出家门买酱油，不料被汽车撞死。那位男老师是个显在的北京外来者，他戴眼镜，谈吐斯文，但偶尔也会跟我们踢一踢球，是非常正常和健康的人。他过世后不久，我听见教导处几个有典型北京人特征的女老师谈论他的不幸，这种谈论似乎是站在表达一种惋惜的情感上，只是听者很难接受。
她们的口气显然是在埋怨我们的师母，大意是物理老师“学得这么呆”的一个人，“还出什么门啊！还打什么酱油啊！让他一个人出门能不撞车吗！”他妻子实在太欠考虑了。最终“没了不是！”
从她们的谈话中，我感觉地理老师已经不是个有自理能力的正常人。但是，我和大部分同学不能支持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老师只是比较文雅，和教导处老师们的丈夫在气质上有一定区别。他们的丈夫们往往是些鼻音很重的带有“京油子”特质人。我们的地理老师虽说不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精或人虫，但也不会跟陈景瑞似的连家门都没法出，否则他怎么来上课呢。
我感觉京味群体对他们这一群体之外的人有故意矮化的习惯。
这种矮化实际上是帮助强化他们内心的文化优势感。

第三点、我感觉京味文化群体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群体决策”、“群体行动”的特点，她们对人对事的认识往往不是独自的，而是可以一个一个人的传递认识，使这个认识和观念迅速成为他们群体的。早就听说“在北京城里一旦跌了份，你哪都没法混”的说法。京味群体会因为一种传言而持续地攻击那些所谓“跌了份”的异己者，（所谓跌份儿就是不能像他们那样维护自己的爷们面子。）他们经常在一起用自己那套“北京爷们的审美标准”品评他们所认识的人，而且他们的羞耻感和好恶情绪传递得极快，行动也极快。所以一个人一旦被嘲笑成“傻逼”，或者做了什么不符合“北京爷们审美标准”的事，将会持续遭到这一人群的攻击，而产生“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
所以谣言在这一群体中有极大的危害，我们汉人那种“清者自清”的经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不久前，北京公交总公司盛传劳模李素丽被双规了，公交公司的总经理不得不出面辟谣。因为这一群体中谣言的力量太大，不辟谣的话，李素丽可能会被大家迅速传递的耻感推倒。

我感觉我们汉文化中没有这一特点，我们的人群中也会有谣言之类，但是人们在听到这些谣言之后不会马上行动，而且人们传递这类谣言时，传递几个人，情绪就会减弱，所以一件事情传播的范围有限。另外，汉文化中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所谓“良知”去判断，他们对那些遭遇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存有同情心，所以口口相传的“所谓谣言”在这一群体中危害有限。
第四点、关于人的尊严（面子）问题。我注意到北京原住民在自尊与互相尊重的理解方面与我们不太一样。鲍明在他的博士论文《满族文化模式》中谈到满族人特别注重名与耻，有很强的自尊意识。
还举了例子，乾隆五十四年，正身旗人昆布在京城内外逐日短雇（打短工），二年有余，被查处后，乾隆批评昆布“不知自爱”、“下贱”，不顾满洲“颜面”“下流”等，最后“销去旗档，罚往配所”。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北京原住民（满人）非常注重自己的自尊和别人的自尊，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人可耻。比如我曾经在书店里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台湾歌星林子祥出了张唱片，唱片封面很奇特，林子祥把自己的头像按在了蒙娜丽莎的脖子上，林子祥这样做封面也许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当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北京小男孩拿起这张唱篇以后，很愤怒地将它摔回去，并对自己的同伴说：“这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吗？”在他看来，林子祥不够尊重自己，非常可耻。
我经常碰到北京原住民会因为别人不够“自尊”而愤怒不已，即便这件事与己无关。特别是在恋爱方面，男性即便要追求女性，但这种追求也不能“掉架儿”，否则会被女方拒绝，还会被周围人看不起而“跌份儿”。比如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外地一所大学校园里，一个男生在女生楼下用花摆了个心型，向女孩求爱，那个女孩没有下来，男生只好无功而返。这则新闻下面，北京IP的谈论者（当年北漂还不是很多）对此事骂声一片，大概内容是“这哥们整一傻逼！”“以后还怎么在学校里混！”
北京原住民经常说的话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人，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在自尊的理解上，他们和我们有很大的出入。
但同时，北京原住民却并不强调互相尊重，他们经常用侮辱性的方式来惩罚别人。鲍明也谈到努尔哈赤经常这样惩罚手下：男人，就剥夺他的弓箭；女人，就脱去她的衣服。满族的男人的人生意义就在骑射，剥夺他的弓箭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北京原住民经常会以侮辱的方式来相互攻击，比如带有性意味的脏话，对文化风俗不同的人更喜欢用人格侮辱的方式进行贬低。
北京原住民经常群起耻笑一个外来者，耻笑的原因往往是这个外来者不能像他们那样“有面子地做人”，这种耻笑是一种相当利害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强烈伤害这个外来者的精神情感，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群体孤立外来者的作用，让外来者感受内外交困的痛苦。小说《正红旗下》讲到北京满族文化的同化能力非常强，外地来的人对京味文化很快就会从“看不惯”到极其认同，这种认同在我看来是被迫的，外来者仅是为避免成为群众的“笑料”。
所以说“注重名与耻”，很大意味上是因为这个人群在相互尊重方面做的极差，人们之间不尊重，那只有个人自己多加小心了。满族作家王朔说：“我崇尚尊严，蔑视崇高”，其实是因为在他所处的群体中个人尊严实在来之不易。
汉人往往将自己的尊严、面子放在被社会给定的那个框架内，就是社会给你什么样的地位，你就享有什么样的尊严和面子。一个人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尊严和面子就必须通过被承认的渠道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假如某个人逾越自己被给定的地位而奢望更多的尊严和面子，人们会觉得这个人没有正确地评价自己，“不懂事”，“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京味文化中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不认同汉文化中所强调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人的尊严和面子会通过“拔份儿”或“跌份儿”的方式主动性地提高或者减少。“拔份儿”就是通过剥夺别人尊严的方式来增补自己的尊严，“跌份儿”就是自己丢了面子。所以在京味文化中，人的尊严和面子是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人们时时刻刻都在通过斗争或者嘲弄这一类游戏规则来角逐尊严和面子。
  第五点、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北京原住民有受挫者为耻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遭受到什么不幸，非但不能在这一群体中获得同情，还要遭遇周围人的耻笑，被大家看热闹。比如在我上中学时期，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旁边有两个北京的小姑娘，其中一个小姑娘长时间地跟自己的同伴讲述她的一个男同学的事情，那个男生在上学路上被陌生人劫去了手表。女孩根本没有同情自己的同学，而是没完没了地咒骂他，说这个男生如何废物、没用，而且情绪相当激烈，简直就变成了一种仇恨。
还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没完没了地跟我讲他听说的事情，一个妇女在北京的医院里做手术，结果因为医生的失误切错了器官。那司机不停地耻笑那妇女如何傻逼、如何狼狈，丝毫没有批评医生的意思。
北京原住民并不用是非标准来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他们喜欢从当事者的角度评价他“傻”或者“明白”，这个人如果因为自己不“明白”而吃了亏便会长久地背负周围人的耻感。
 
其实我在一些人类学著作中见到过这样一些文化，比如太平洋多布岛上的多布人，他们以别人的不幸为耻，在他们眼中，一个腿脚被人打残的人就是“坏人”。还比如美洲西海岸的印第安人，他们认为遭遇不幸的人是可耻的，人们如果将这种不幸转嫁到别人头上，这种耻辱就会消减。
   在我看来，人类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同情心的，就是说一个人遭遇挫折和不幸的时候，他的同伴会给予同情，如果别人不当侵害了他，在周围人的同情的氛围中这种侵害也会终止。还有一类文化是反同情心的，一个遭遇不幸和被不当侵害的人会变成周围人们唾弃的对象，他的伤口得不到慰籍，还会遭遇更多伤害，除非他“有血性”和足够“爷们”的，他能够将这种不幸转嫁到他人头上。
  所以，一个从有同情心的人群中走出来的人误入了反同情心的人群，他的遭遇可能是致命的。他遭遇到不当的侵害，他会习惯性地向周围的人抱怨或诉苦，但是他的行为会招致更多的伤害和耻笑，他心理的创伤无法抚平而且会因为周围人的态度而感觉自己非常耻辱，耻辱是对于他心灵的再一次伤害。这个人如果不能觉悟，他就会变成“祥林嫂”一般的人，不断地向别人叙述自己的痛苦，再不断地遭到别人的耻笑和伤害，在这个循环中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最深刻的一点。

  因为创伤无法解除，很多不适应者的心理会“生病”。其实“有病”在京味文化中有着独特意味，我经常听见北京人骂别人有病，或者嘲笑别人受刺激了。“有病”和“受刺激”在北京原住民看来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受刺激”和“有病”的人显然是这个文化中的不适应者，这些人不懂得这个文化中的心理调节术，无法在这个人群中健康地生活。
  有病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不正常者，我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人是不正常者”？我们社会中的不正常的人往往是些性格偏执、狂躁、具有强烈攻击性的人。而我在京味文化中遇到的“不正常者”往往是些性格缓和、容易紧张缺乏北京爷们所强调的“血性”的人，另外我发现喜欢美术等艺术的人比较容易在京味文化中成为不正常者。京味文化中的正常人却往往是些性格狂躁的、偏执、喜欢激烈地滔滔不绝地谈论事情而且具有攻击性的人。我觉得他们文化中的人对我们的文化而言可能就是些不正常的人。
   
我看过美国录制的一个电视节目，一些学者专门研究杀人狂，这些连环杀手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于情感麻木不仁、非常勇敢、不懂得惧怕和后果、对他人也没有基本的同情心，科学家认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会变成无畏的勇士，但和平年代里他们就会成为杀人狂。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大脑，发现他们大脑的脑前页活动的比较弱，科学家还研究发现从事艺术活动能够加速脑前页的活动，改变这些麻木的杀人狂。我认为艺术活动可以使人的情感敏锐，从而富余同情心。但是艺术活动也可能会使人过分情感化，而变得脆弱，不适应战争等活动。
如果北京真如我描述的，原住民的祖先是世世代代的杀人者，无论他们是八旗军的战士还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杀人的工作强调他们是无畏的，情感麻木的，大多属于脑前页活动比较弱的一类。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那些喜欢从事艺术的人、脑前页活动比较多的人在这一群体中会成为病态的人。
一个北京知青插队去了内蒙古，回来写了本《狼图腾》，后来蒙古人说他们的图腾是鹰，不是狼。狼图腾在哪？我认为狼图腾就在北京，就如同著名的满族姓氏——钮咕噜氏，意译就是狼，现在这个姓氏的子孙很多改姓郎，算音译吧。
两年前，莫言在座谈会上谈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有关“好人、坏人”这个评价人的标准太落伍了。我不这样想，“好人、坏人”这个标准非常朴实简单，所有的老百姓都懂得，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群众只能识别一些简单的概念，你不能指望他们是些历史学家。另外，我以前所接触的京味群体是不屑于使用“好人、坏人”这个评价标准的，他们使用“傻逼、爷们”等一套标准，他们觉得这套标准很“实用”，但是相当多的“好人”在他们那个群体中生活不下去。
总而言之，北京土著带有所谓的“反结构”的特点，这个结构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构，礼义廉耻，以及建立在之上的人的评价体系，北京土著对我们的这一切结构意义都不以为然，进行嘲笑。所以京味文化具有解构中华文化的特质。
在北京，人们的相互认识是错位的，比如我们文化中的人可能把北京渔猎文化继承者的问题简单地理解成素质差，因为是首都市民比较狂，看不起人。解释这一切问题的方法也一般会挪用自己的经验框架，就是北京官员比较多，官员子弟比较狂，所以北京人狂傲。
北京的渔猎文化继承者可能会用自己的价值模式来评价自己和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中间活得最有面子的人、最明白、最有本事的人，唯一可惜的就是缺个“机会”。而深切地感受“人生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合理”。这种不公平及不合理很大程度上跟他们不认同汉文化有关。
另外，在交流上是错位的，我们和渔猎文化的继承者说着同样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在表义上是歧义的。然而当两个人群混合在一起时，这种相互歧义的言论就会离开文化的疆界到彼此的疆界中传播。人们再利用自己文化的经验框架去解读，这样北京城市内就存在着一种对人和事情极其混乱的环境。
我这里所批评的北京原住民并非所有的老北京人或者所有北京满族的代称，只是对那些保存有太多渔猎民族蒙昧特点的北京人的一种蔑称，老北京人乃至北京满族中的绝大部分是能够被我们文化所接纳的“好人”和“文明人”，如果把这个概念绝对化不但违背了我们的民族政策，也违背了我们包容博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乃至“有教无类”的古训。